出身英国壳牌石油与欧洲麦肯锡顾问的飞元执行长罗斯曼指出，飞元和飞磁都是拥有赚钱能力的事业，但是一年4亿欧元的营业额，只占飞利浦集团总营收的1/85，尝尽“小媳妇“的心酸与痛苦，“过去，我们的营运计划书，根本排不进董事会的日程表，老实说，我祈祷我们快点被卖掉，“罗斯曼说：“今天可不一样了，我们的4亿欧元，却是国巨董事会上的第一任务“。
在飞利浦待了20年，拥有博士学位等典型“飞利浦基因“的飞磁执行长威尔森分析：”飞利浦被动组件事业拥有悠久的研发经验和高阶产品，国巨拥有低成本生产管理优势，以及大量生产的标准产品生产线，“我们从国巨学到速度与弹性，国巨从飞磁则学到国际化与创新能力。两家公司加起来，是双赢！”
飞磁技术长维尼克（Rolfe Wernicke）回忆，当1999年7月购并拍板定案，他在7月15日向台北发出投资申请书，5天后就得到国巨执行长陈泰铭的回复，“我既高兴也惊讶，以前我们在飞利浦需要的时间是1年，“维尼克指出。
当然，未必每位飞利浦员工都满意并购的结果，飞元和飞磁的欧洲生产重心，将移转到成本更便宜的匈牙利与波兰，美国的装配厂将关闭；而在并购案完成后，台湾前飞利浦高雄建元厂的研发团队，集体跳槽到国巨竞争者华新科技，诸多事件，都左右着飞利浦人不同的命运。
“我们不该只追抚昔日光荣，因为时代不会停下脚步，历史车轮是挡不住的“飞元罗梦工厂厂长霍德（Jef Van Houdt）说。瘦身、重新聚焦的飞利浦，带来盈余与股价开始回升，也吸引了老牌欧洲大企业的跟进。包括德商西门子独立分出半导体事业部为Infineon、易利信出售手机厂与专业代工商Flextronics，都是调整全球化经营焦距的例子。而国巨股价也由并购时不看好的20元上下，回升到45元，“我们都买了一些，因为这公司很有希望！“飞元财务长雷奈满怀信心地说。
“时代真的很不一样了！“60岁的厂务经理哈利感慨道。飞利浦人告别昔日荣光，迎来的是延续着飞利浦百年品质的全新国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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